2012北京建筑论坛 与普利兹克奖大师谈建筑
让·努维尔
王澍
张永和
弗兰克·盖里
扎哈·哈迪德
城市化过程中应保持自身建筑文化的特殊性
5月24日，2012北京建筑论坛“与普利兹克奖大师谈建筑”在京举行。包括普利兹克奖得主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让·努维尔(Jean Nouvel)、格伦·马库特(Glenn Murcutt)及王澍在内的世界知名建筑专家汇聚一堂，就如何建设可持续的、宜居的城市问题进行探讨。
王澍表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已经无处藏身，每一个角落都暴露在全球商业化之中。世界各国的建筑也无一例外地陷入标准化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建筑文化的特殊性是一个难题。
他坦言，在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已经被破坏、被离散化，这已超出了单纯建筑的原因。但他认为建筑师在其中的力量不可忽视，还是应当勇于尝试，使高层生活回归家庭的感觉。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朱小地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城市资源有限，不能一蹴而就。目前中国的城市空间含混在开发商的规划之中，曾经层次化的、清晰的规划--比如四合院通往广场--不断被开发商的私有化割裂。而如何再现原有的特征，维护曾经居民的生活空间，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设计难题。
朱小地表示，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政府主导一直优先于个人发展。而对于设计机构而言，只求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是没有价值的，在创作上也应有所提升。虽然中国的设计机构是集团化的管理模式，但国内建筑师在情感上应保有与国外建筑师相似的工作室模式。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凯认为，建筑应是多元化的，在当前的背景下，全球性已不可避免，但建筑仍应保有具体的地域性特征。
格伦·马库特认为建筑师应当首先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环境、社会结构，甚至风、光等自然因素，并与当地人进行情感交流。简单中蕴含着复杂，复杂中彰显着简单，方显建筑的永恒。
当前中国建筑规划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建立可持续的、宜居的城市。对此，哈迪德认为建筑可以改变土地的属性，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政府规划要有整体性，“千篇一律”但“千楼都好”可能要好过“只有一两个标志性建筑”。关键是能够在一个具体的地点创造一种城市的生活，能将地面与城市生活融合。为新的地方发明一种建筑语言，平衡已知与未知的领域。
“北京·设计”之路任重道远
一边是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一栋栋地标性的建筑物拔地而起;一边是老城区中的暮鼓晨钟，一条条小胡同中温馨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两种鲜明的生存形态，在同一个城市中得到了融合。在昨日举行的“2012北京建筑论坛”中，多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大师与中国的建筑界精英、学者以及未来的建筑师当面交流，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北京建筑，寻找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北京·设计”之路。
“北京的建筑，已经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全球化的节奏中，很多全球领先的大师都为北京做过建筑设计;而北京的建筑水平也在稳步提升。”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说。
“北京·设计”将打破“千城一面”
从齐刷刷的高层到齐刷刷的玻璃幕墙，从齐刷刷的方形筒子楼到齐刷刷的“奇形怪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建筑，伴随而生的还有大批质量、特色问题。
至今，从专业建筑师到普通市民，都认为一些建筑缺乏城市特色，形成了“千城一面”。
“北京·设计”，正在寻找破题的方法。
“现在政府已经采取两方面的举动，来纠正千城一面的问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恺说。
他分析，目前规划部门正在邀请著名建筑师做重点建筑，提高建筑的特色，并邀请专业建筑师，提高地域化的特色。
目前，最有创造性的大师正在引领着北京的发展，至少有3名普利兹克奖的得主，正在竞争中国国家美术馆的设计方案。无论最终花落谁家，这都能印证，北京的建筑，已经越来越吸引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设计目光。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建筑师对城市的文脉、地域性做研讨。”崔恺判断，未来的“北京·设计”将会在特别具体的地域和环境中产生。
在大师级的人物中，王澍的“业余建筑”和张永和的“非常建筑”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20年前，张永和回到北京，发现了很多“奇形怪状”的建筑。“我认为能做些不同的来改变建筑的状态。”张永和说。
同样，王澍的“业余建筑”事务所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很多人都说中国的新建筑很糟糕，而这些都出于专业建筑师之手;过去，业余的普通人都能建造非常美丽的建筑。因此我选择站在业余的、不知名的普通人的行列中。”
大师们的想法“很一致”
虽然，在场的大师不乏设计“超前”建筑的经验，但是对于北京这个城市将如何发展新建筑，几位大师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每个建筑师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这一方面是好事，建筑师间的交流会变得更开放;但是，全球化标准在建筑业泛滥的结果，就是会破坏文化的多样性。”王澍说。
“北京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和艺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研究了中国文化的要素之后，才来到了中国。”1989年普利兹克奖得主、著名解构主义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说。
盖里表示，建筑师如果要为一个国家、城市设计建筑，一定要考虑并尊重当地的文化。
扎哈·哈迪德所设计的建筑已经出现在望京。据市规划委主任黄艳透露，现在几位一线的设计专家正在为北京的另外一些新建筑做设计。
“建筑师和建筑的责任要延伸世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文化的中心。你们有责任延伸这个世界，延伸你们的历史。”扎哈·哈迪德说。
新建筑应与既有建筑融合
“10年前我在一个书店翻开一本书，里面记录了1900年一位传教士在北京拍摄的照片，当时的胡同那么美啊。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王澍表达了对北京的怀念。
尽管在公开资料中很少有记载，但王澍说，他有记忆的时候，曾在北京的四合院中生活。“那会儿我家出来就是护城河，对面就是建国门立交桥和国际公寓。当时二坏外几乎没有任何建筑，一眼就能从城市边缘看到更遥远的地方。”
王澍记忆犹新的还有当年的邻里关系。如今，人们却没办法以步行的方式，从一个大楼走到另外一个大楼。“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开车出行，这会拉伸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
这种情况，将通过未来的城市设计而有所转变。
10年前，扎哈·哈迪德曾经来过北京。在她的记忆中，北京是个很大的城市，但市中心还有农场和工厂。如今，城市中已经增加了很多独立的建筑，但这并不是建筑师所期望的。
“我们首先要观察现有的建筑，为新的地区平衡已有建筑和未来的设计。”扎哈·哈迪德说。
“建筑不应该是不相干的东西。”她认为，北京的建筑不应该是一个个独立的单体，而应该成群，和城市生活融合到一起。
“评选并非一个标准化的过程”
在今年之前，普利兹克奖一直都让我们仰视、离我们遥远。虽然，其历届获奖者的理念和创作手法实际上已经从各个方面渗透进中国当代建筑师的作品之中，近年，也有不少普利兹克奖得主的大手笔作品成为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如雷姆·库哈斯的央视大楼或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但这一世界上最权威的桂冠建筑师的评选造神机制到底是如何运作，又如何能神奇地保证这些评出的建筑师确实能够经受住时光的检验担当起大师之名，则仍然不为人所知，让人如雾里看花。
今天，普利兹克奖颁奖典礼的现场第一次放在中国，201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中国建筑师王澍将在人民大会堂领受此项殊荣。从3月中旬宣布这一结果以来，中国建筑界为之沸腾和欣喜，也不乏反思和善意的讨论。但普利兹克奖的获得，又到底会对王澍一直坚持的融合地域、传统和手工艺的建筑创作方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建筑界又意味着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在颁奖典礼举行前两天，普利兹克奖执行主席玛莎·索恩(Martha Thorne)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从2009年起，索恩受到部分往年得奖者、学者、评论家与其他“在建筑领域具专业知识与兴趣”人士的提名，担任此职，获选的原因是“她对于国际当代建筑的广博知识”。谈及评选程序，索恩称这并非标准化、科学化的过程，而更是评委们不断收集资料和讨论交流的结果。在论及王澍得奖对中国建筑界的影响之时，她坦言，王澍对建筑的个人化理解对中国当代建筑界至为珍贵，“因为这是一个如此广大的国度，应该有产生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的可能性。而建筑的多样性的呈现正是人们充分了解建筑本身之后所产生的一个趋势。”
“不需要中国人来提名中国人”
记者：1979年，普利兹克奖由凯悦基金会创建，对整个的评奖过程和机制有何影响?两者之间关系如何?
玛莎·索恩：凯悦基金会像大多数其他的基金会一样，是设立了一个法律实体来帮助个人和企业因为特定的目的可以捐款给慈善事业来帮助更多的人。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支持建筑设计，它负担着普利兹克奖在评选和组织过程中的全部费用。但没有一个凯悦基金会或者普利兹克家族的人和评选过程有任何关联。评委会独立做出选择。我和评委们密切配合，收集各种资料并为他们的考察旅行做准备，但我也不会将自己对于建筑师的个人意见表现出来。我的工作需要保持中立性。
记者：普利兹克奖的评委人选的产生方式和推举标准是怎么样的?2011年9月，张永和作为第一位中国评委入主普里兹克奖评委会。当时组织者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玛莎·索恩：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多样化的、独立的、知识丰富的评委团体。当张教授加入进来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来自亚洲的评委加入这个团体中，因为前任评委、来自日本的建筑师阪茂卸任了。作为麻省理工大学建筑系前系主任、教授，张永和充分理解当今的建筑所面临的各种压力。我们希望他可以将他的很多观点带到评委会中来。
记者：评委会每年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玛莎·索恩：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提名和选举过程十分特别。它建立在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基础之上。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提名、投票的过程。我从两个途径获得提名的名单。第一种途径，我会给许多建筑界的专家写信并和他们交谈，希望他们给出一些提名。这些专家的人选包括历届的普利兹克奖得主、教授、建筑评论家，记者、博客写手、博物馆策展人、商人以及历届和现在的评委会成员，我很感激，因为总能得到很多很好的意见。
第二种途径则是“不请自来”的。全球任何地方的执业建筑师都可以为奖项提名候选人，只要发给我候选人的名字(有些时候也会收到一个简短的作品目录和履历)。和其他很多专业的建筑奖不同，普利兹克奖没有规定的表格需要填写或者申请的。
评委会成员一年里会碰几次头，并一起考察旅行，在他们自己的旅行途中也会去考察一些建筑。然后独立地做出谁将是今年的得主的选择。这个决定通常是在一年的头两个月里做出的。
记者：你曾透露，王澍的提名并非个人申请的结果。我好奇的是，评委会是怎么注意到王澍的?
玛莎·索恩：几年前，王澍就已经参加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了。而关于他和他的建筑工作室的文章也已经从多年前就出现了。对于评委们来说，他们知道的建筑师非常多。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有一个来自中国的人来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中国建筑师值得注意，评委会对全世界的新的建筑师都非常了解，而我也会为评委会提供尽量多的这方面的信息。
“实地考察是评选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我注意到，帕伦博勋爵在评价王澍作品时提到，评委会曾经在去年来到中国考察王澍的作品。这是不是第一次将中国作为考察目的地?方便透露除了王澍的建筑以外，评委会还曾参观哪几处中国当代建筑么?整体印象如何?
玛莎·索恩：非常抱歉，为了保证评委团工作的独立性，我不能透露他们的考察行程以及他们拜访的建筑的名单。当评委们一起旅行时，他们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参观许多各种各样的建筑，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得以了解建筑的语境，并且对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产生一种直观的感受。
记者：我能够理解你无法透露行程的细节，但我仍然好奇，因为评委中的一些成员如扎哈·哈迪德在中国建造了广州歌剧院等项目，而帕伦博勋爵和中国建筑界也很熟稔。他们对中国建筑的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玛莎·索恩：我只能告诉你自己的印象。在我和其他人的交谈之中，我发现大家都对中国的悠久历史怀抱着巨大的敬意，无论是绘画、音乐还是古建筑。而中国的未来则让所有人都感到兴奋，可以说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这里有那么多新的楼宇被建造、新的城市发展规划，潜力无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理念、新的创意。
记者：对评委会来说，集体实地考察是不是每一次评选的基本步骤之一?
玛莎·索恩：对于普利兹克奖来说，实地探访建筑是一个特别并且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实地感受一个建筑和看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一起旅行的时候，我们试图在一个地区里看到尽可能多的建筑，达到对整体语境和个体建筑的充分理解。评委会成员自己的旅行机会也非常多，他们也会抓住这些机会多看一些建筑。这是评委应该有的责任和热情。
“评选是讨论交流的结果”
记者：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知名的国际建筑大腕也在等待普利兹克奖的垂青，比如斯蒂芬·霍尔或者伊东丰雄。那么，为什么会最终选择王澍?
玛莎·索恩：评委会通过对“已经建成的建筑”的考量来决定最终的胜者。评委会成员不会以建筑师是不是有名，或者是不是造了足够多的建筑来作为评判的标准。而王澍的作品非常有意义、品质很好且具有冲击力，所以他配得上2012年度的普利兹克奖。当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很好的建筑师，但评委会认为王澍的已完成作品和从中显示的他创作的未来图景应该获得今年的普利兹克奖。
记者：你说评判的标准是已经建成的建筑，也就是说对评选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评委们在特定的建筑中的直观感受以及对其的印象?
玛莎·索恩：对，最重要的就是已经建成的建筑的质量，以及在这个建筑中透露出来的建筑理念。假如我们回头看看普利兹克奖的历史，就会发现在某几年，普利兹克奖的评委语录中会评论称，获奖者同时也是一位很棒的建筑学老师或者一位很好的建筑理论学家，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建成的作品，之后评委们才会去考量作品所带来的各方面的意义，最后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印象。但假如只是一个建筑老师或者理论家，他是没有可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这并非说我们是在寻找一个闪闪发光的炫目建筑，评委们通过不断的旅行看过无数的建筑，他们会提出哪里又有一些新的建筑，建筑师们想表达些什么，而这个理念是不是推动了建筑业前行。
记者：所以首先是建筑本身，之后才去做研究到底是谁做了这个建筑?
玛莎·索恩：评奖的过程不是一个科学化、标准化的过程，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讨论和交流。比如说，我会跟你说，我刚刚去了费城，看到了一座挺棒的建筑，你可能就会说，我还没有看过那个建筑，但是我听说过那个建筑师。所以并不是那么绝对的，我们在整整一年时间里，收集各种各样的材料和档案，再进行交流。
“中国有产生不同风格建筑的可能性”
记者：此外，你也提到王澍作品的未来图景也是考量的标准之一。你指的未来的图景是什么样的?对中国当代建筑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玛莎·索恩：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我相信像王澍这样的建筑师，就我们所看到的他的那些建筑当中有着巨大的创造力，而且气场非常强大。而且他对于各种形式、规模的建筑都游刃有余，不管是做一个小的展馆还是一个高层住宅。所以，他现在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假如他能够遵循这样的发展轨迹，他将不断做出杰出的建筑。
另外一个角度是，王澍代表了一种个人化的趋势。他对于建筑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建造方法，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通过研究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建筑语言。而我认为这也将对当代的中国建筑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是一个如此广大的国度，应该有产生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的可能性。而建筑多样性的呈现正是人们充分了解建筑本身之后所产生的一个趋势。
记者：事实上，由于普利兹克奖的深远影响，非常有可能的是，也会有一些国外的项目找到王澍去做。而王澍本人也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将乐于接受这样的挑战。这对他日后作品的趋势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玛莎·索恩：我记得他实际上已经在威尼斯建筑展上做过建筑装置，也在其他的国家展览过，当然，目前都只是一些装置艺术，但他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国际化的视野。我想可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认为这对他建筑的深层理念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和改变，因为，他是思想上非常强势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思考方式非常清晰。另一方面则是，如果要在其他的城市、国家、文化中去做建筑，任何一个好的建筑师都会倾听当地的文化、语境和氛围，然后再去根据具体的地点去设计建筑。所以，假如王澍去做一些国外的项目，我相信他的深层理念并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但整个建筑的呈现方式将会不同。
记者：每一次普利兹克奖的颁奖都会选择在一个当地富有特色的建筑内举行，而今年的举办地是人民大会堂。
玛莎·索恩：这是普利兹克家族选择颁奖典礼的地点。在两年以前，他们就已经希望可以在北京举行这一典礼，因为这座城市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非常重要。而具体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典礼，我相信是普利兹克家族和北京市委沟通下，出于对具体事务的一些考虑(如物流和安全方面)而做出的决定。同时，这座建筑也是举办标志性事件的重要场所。
王澍：建筑若庸俗，则人庸俗
今天，2012年普利兹克奖(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颁奖典礼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昨天上午，作为“普利兹克建筑奖”中国行的组成部分，本年度普里兹克奖得主、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澍和该奖历届得主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格伦·马库特(Glenn Murcutt)、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让·努维尔(Jean Nouvel)一起出席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建筑论坛。
“在历史中，民间的普通人都能建出美丽的建筑;但有趣的是，我们的新城市、新建筑却很糟糕。如果这是专业建筑师干的，那么我甘于业余。所以我把我的工作室命名为业余工作室。在这个时代，我选择站在不知名的人民大众行列中。”论坛上，本年度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王澍的话音未落，全场掌声就已响起。“王澍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创作理想和获得市场成功之间需要选择。今天在中国，像王澍一样坚定地抵制市场压力，保持独立的价值观是不容易做到的。反之，认真地将市场化的产品做好，又具有社会意义。但摇摆只能是机会主义的， 执著是必需的。”普奖首位中国评委张永和此前评论说。在王澍看来，全球化带来交流开放，但对建筑来说，可能就是某一类商品化、标准化的建筑在世界泛滥，实际上破坏了文化多样性。该论坛主要探讨建筑的全球化和地域性，及相应带来的挑战与发展，下午则在清华大学进行以建筑教育、建筑师成长为主题的学术讨论。有趣的是，除了对于获奖的欢庆之外，论坛也成了建筑师们探讨快速都市化下中国新建筑的契机。面对城市化压力下的千城一面的中国新建筑现状，王澍断言：“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
全球化对建筑设计有利有弊
普利兹克建筑奖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被视为专业最高荣誉。1979年由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家族通过旗下凯悦基金会创立，由专业评审委员会每年评选出一名作出杰出贡献的在世建筑师。获奖者可以获得10万美元奖金和获奖证书，1987年后委员会还为获奖者颁发一枚铜质奖章。颁奖典礼在每年5月举行，地点则在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筑物内。今年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祖籍北京，1963年出生于新疆，求学于南京、上海，现居杭州。代表作品包括宁波美术馆、宁波博物馆、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等。
“大约三四年前，我和评审团在巴黎，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普利兹克到底意味着什么?格伦(200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说，它的意义在于确定一个优秀的标准，让学生可以研究什么是优秀的建筑，标准是什么。得奖的建筑师也会被研究，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致力于什么，为什么达到优秀。让学生有激情去达到这种优秀的水平。”昨日论坛上，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说。
而历届普利兹克奖得主也得以面对媒体进行交流。伊拉克出生、欧美求学并定居英国的扎哈就表示：“能在不同的环境里学到不同的东西，包括上大学时就有许多不同国籍的同学，丰富了对建筑文化的理解，建筑师并不是为一些国家来工作，而是互相借鉴。”她称自己30年前来过中国，“我不想呈现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对我产生了影响，比如我很喜欢园林中那些石头的陈列方式。”而在王澍看来，全球化带来交流开放，但需要警惕全球化背后的商业化、工业化。对建筑来说，可能就是某一类商品化、标准化的建筑在世界泛滥，实际上破坏了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的这个时候，大家要想如何保持自己的不同的东西。”
中国城市“千城一面”
除了国外的建筑大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朱小地等中国建筑师也参加了本次论坛，话题因此很快就转到了中国建筑的现状上来，尤其是面对大规模城市化的现状如何作出反应。
在中国城市快速发展中，新建建筑往往并不能代表城市风貌，出现“千城一面”的情况。崔恺认为，这正是短时期内出现大量建设项目，在质量、特色上出现的问题。“目前有两方面的纠正措施，一是在城市做重点标志性建筑使城市具有特色，二是关注建筑地域化的问题。建筑跟本土文化、环境结合是基本出发点，建筑不是一个一般商品，而是要跟土地建立具体的联系，需要在全球化的时候考虑地域化问题。”而格伦则认为，建筑设计往往注重个体建筑，而非与周围环境相结合。他感喟了一下中国的垂直型塔楼，很难为居民提供好的生存环境：“像赫尔辛基这个城市，市中心的建筑之间有联系，楼的外表有延续性，建筑边上有公园，公园有人，整体感非常强。每个建筑都和周围形成关系、产生影响。”
王澍小时候生活在北京建国门附近一个小四合院中，在四合院外极目都是农田，没有任何建筑，看得到城市边缘。改革开放后，老家旁边建起建国门立交桥，他回到北京，发现故乡已陌生到恍如他乡。“今年这个四合院就要拆了，拆完之后，北京跟我再没有关系。”王澍说。10年前，他在杭州一家书店翻到一本老相册，一名传教士拍摄的1900年的北京，顿时潸然泪下：“当时的北京多么美，比巴黎还美，现在呢?掉到一个东南亚国家的状态。这几十年究竟在干什么?”在王澍看来，现在中国城市结构支离破碎，每栋高楼大厦就是一片“殖民地”。
建筑被破坏，传统在离散
王澍认为，城市与建筑是两个问题，无法通过后者来解决前者。“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城市到底应该怎么建造，这种大体量建筑建起来的并不是城市，而像是欧美的城市化的郊区，改革开放30多年不是城市化过程，而是城市郊区化过程。不仅传统没有了，而且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就相当于暴富起来的郊区。”
他判断房地产业“黄金十年”建的住宅，必然会因为城市没有多余土地，而在十几二十几年后拆掉重造。“中国情况特殊，每个房地产楼盘规模相当大，这种方式无论对城市、房地产商还是市场，运行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对城市破坏非常大。并不是世界所有城市都以这种模式发展，只是亚洲为主的一些区域以这种模式。房地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的毒品，很难戒掉。给人错觉的是，城市发展很快，但实际上，实体经济并无法支撑。”
王澍曾经在杭州探索过一种新的建筑方式，希望让垂直建筑中的现代人也有机会回归传统生活方式。他设计了6栋高过100米的塔楼，每两层6-8户居民可以共享一块公共区域，恢复有“院子”的江南传统，又可以尝试建设社区关系。“这个楼盘2007年开始销售，我上次去看的时候，随机走了三个院子，一个院子完全闲置，没有人用，非常失败。有两个被用起来，一个成为公共客厅，孩子写作业，老人聊天。另一个被建设成很美丽的花园。我听说有记者去采访，走了17层楼，只有一个院子被利用。”
此事对王澍的启发是，社会变化之下家庭结构也随之变化，现在主流是年轻父母带着孩子的三口之家，因为生活方式不同，往往不愿意跟老人生活在一起。“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不仅建筑被破坏，家庭内部结构也离散化。这不是靠建筑方式能够解决的，虽然建筑一定会有反作用。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成功的办法，设计师会尽自己的努力，但这也并不是设计师能够解决的。”
新闻背景
普利兹克建筑奖
普利兹克建筑奖由凯悦基金会于1979年创立，每年度授予一位在世的建筑师或组合，其评奖程序完全模拟诺贝尔奖，由国际化的评委会通过秘密审议和投票，从数百位提名者中选出最终得奖者，这一奖项是目前全球建筑领域的最高荣誉，也因此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将得到10万美元奖金、一份证书和一个铜质奖章。
获奖者简介
王澍，1963年11月4日出生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市。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就进入在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的研究所，做关于建筑、环境和旧建筑改造的研究工作。
2000年，王澍获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从2003年起担任中国美院建筑系主任，2007年他成为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2009年他的个人展“作为一种抵抗的建筑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艺术中心举办。2012年，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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